改變20世紀的5位德國領導人
過去的文章中我們曾經分別介紹5位說德文的女士和男士，他們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書寫了歷史。在刊出後，也有讀者提及「那希特勒呢？」確實，帝國元首希特勒的所作所為，也留給後世巨大的影響，儘管那是深沈的傷痛、怨懟與遺恨。
那你知道，除了希特勒以外，還有誰曾經在20世紀領導德國嗎？這些掌舵者們各自又做了哪些歷史性的決定，使德國成為現今的模樣？在今天的文章中，我們將介紹「5位改變20世紀的德國領導人」，並藉此一起來簡單認識，德國如何經歷20世紀這百年來的起伏！
第三帝國元首：希特勒（Adolf Hitler）
1933～1945
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戰敗的德國被戰勝國（尤其是法國）要求鉅額賠償，並且限制軍事發展，這樣報復性的處置，使德國陷入惡性通膨，經濟衰退導致社會動盪不安、排外氣氛滋長，希特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，以「強人」的姿態崛起。1933年，希特勒上位，使德國邁入一黨專政的「納粹德國」（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）時期，又稱「第三帝國」（Drittes Reich）。
如眾人所知，種族主義是納粹德國施政的核心，在納粹德國，雅利安人是最高等的人種，猶太人則受到迫害並遭屠殺。除了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、鼓吹法西斯軍國主義外，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「第二次世界大戰」，也是因希特勒入侵波蘭而起，這場戰爭最終直接或間接奪走7000萬人性命（當時全球人口介於20~30億間）。
希特勒對德國與世界造成的影響，難以三言兩語帶過。對這段歷史的反省幾乎主導20世紀下半葉德國學界、政界、藝術界的討論，許多哲學層次的辯論、反思（如「我們是誰？」「德意志民族基本價值有問題嗎？」），其實皆圍繞「該如何理解、面對法西斯主義的過去？」。而對一般人來說，納粹罪行的直接影響是戰後一代背負沈重的歷史罪惡感，因此「不太敢愛國」（恐怕很少聽到德國人說：我以身為德國人為傲！除了國家隊踢贏足球時），但這個情況也使得再下一代的德國人面臨身份認同的問題。
儘管納粹帶來的歷史傷痕在許多人半世紀來的努力下緩慢地結痂，這段過去仍然持續影響德國，不論是法西斯主義藉著「新納粹」（Neo-Nazi）借屍還魂，或者是依然極度抗拒「對祖國自豪」的德國人。德國街道上常見的「Stolpersteine」（紀念猶太人的絆腳石）沈默地卻堅定地提醒著每個踏在德意志土地上的人：無論如何，毋忘歷史教訓。
第一位西德總理：艾德諾（Konrad Adenauer）
1949～1963
艾德諾是戰敗以後第一位西德總理，一肩挑起治國大任，帶領德國從瓦礫堆中重新崛起。他貫徹「融入西方」的外交政策，成功使西德在戰後成為「西方」的一員。
艾德諾是一位相當剛直、有主見的強勢領導人，由於他堅持與西方親善，儘管在二戰與英、美、法兵戎相見，西德卻能在戰後獲得這些國家的信任，在冷戰期間整合到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安全體系中。比如，德國除了1954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（NATO）這個軍事同盟（因此在冷戰期間受到美國軍事上的保護），更與（曾經的宿敵）法國和解，一同促成「歐洲煤鋼共同體」的成立，使西歐諸國走向整合的道路，更奠定日後歐盟（EU）的成立基礎。 這些重大的歷史時刻，都歸功於艾德諾的外交策略。
不過，凡事一體兩面，艾德諾與西方親善的策略，也使西德與東歐共產集團越發對立，使東西德的分裂更加嚴重。後世評價一般仍肯定艾德諾的領導，因為他的擘劃，使戰敗的德國有機會在西方國家的庇護與援助下重新站起來。
為納粹暴行下跪道歉的總理：布蘭德（Willi Brandt）
1969～1974
1969年，西德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，布蘭德（Willi Brandt）成為第一位社民黨籍（SPD）德國總理。1960年代的歐美，充滿自由與激情，鼓吹多元、理想主義、左翼思潮風起雲湧，在這樣的歷史布幕下，左翼政治人物布蘭德改變了過去「親西方」的外交政策，展開對共產主義陣營友善的「東向政策」（Ostpolitik） ，與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建立正常化的關係。
過去親西方的艾德諾對鐵幕的另一方不免帶有敵意，但是布蘭德卻不然。布蘭德正視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對東歐帶來的傷害，並試圖尋求對話與和解。這樣的善意與自省在1970年凝聚成一幅經典的畫面——布蘭德在拜訪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突然雙膝落地，跪了下來，為在納粹德國期間受迫害者默哀。布蘭德在事後回憶：「一瞬間我感到，僅僅獻上花圈是不夠的。」（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,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nicht.）
這著名的「華沙之跪」（Kneifall von Warschau）在當時說是「驚天動地」也不為過，因為布蘭德「西德總理」的身份，這一跪可謂象徵了一整個民族的懺悔與歉意，同年，布蘭德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。也正是在這個時期，隨著納粹暴行開始受到國際法的審判，原本忙於戰後重建的德國社會，漸漸邁入「反省歷史」的下一個歷史階段。
最受德國人推崇的總理：施密特（Helmut Schmidt）
1974～1982
在2021年的民調中，社民黨籍（SPD）總理施密特獲選為「歷任最佳德國總理」，這位總理被譽為「危機中的總理」（Kanzler der Krise），他的執政形象更被視為「典型老派政治人物」，令人信賴。施密特之所以如此受德國人推崇，與他執政的年代息息相關。1970年代是充滿不安與挑戰的年代——經濟上出現石油危機、國內出現了被定義為恐怖份子的極左組織「紅軍派」（Rote Armee Fraktion，RAF）、外交方面也因為冷戰進入低盪（Détente，美蘇關係緩和）進入了與過往截然不同的國際態勢。
施密特是如何帶領德國度過一個又一個危機？答案是絕對的務實與果斷的決策。施密特或許不是前任總理布蘭德那種胸懷崇高道德理想的政治家，但就實際層面考量他絕對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——施密特的執政不受既有意識形態或道德理念的束縛（不為了左派而左派），而是以「解決眼前問題」為第一要務，因此施密特就像一位專門的國家級危機處理者，理性地為德國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，並且在經濟上繳出漂亮的成績單。
儘管這種「不講立場」、「絕對理性」、「現實主義」的施政風格在黨內外都招致批評，但是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，且其與法國合作的貨幣政策也為日後統一歐元區奠定重要基礎。或許對許多德國人而言，好總理要有遠見，但也絕不能只有理想與信念，因此務實的施密特才如此受
下令蓋柏林圍牆的東德領導人：烏布利希（Walter Ulbricht）
1950～1971
前3位領導人都是兩德時期西德的總理，東德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雖不如西德關鍵，但是東德第一位領導人烏布利希，也對日後德國造成巨大的影響——他就是下令建造圍牆的那個男人。
1961年8月12日的柏林，一切仍運作如常。柏林人在城內來來去去，東西之間暢行無阻。然而，翌日早晨，一切都變了。8月13日，東德政府以築牆的方式，將城市東西徹底相隔，儘管在這之前2個月，烏布利希才信誓旦旦對媒體說：「……沒有人打算蓋一座牆！」（Niemand hat die Absicht, eine Mauer zu errichten ）。從那天起，這座牆屹立了超過28年，即人們耳熟能詳的「柏林圍牆」。
20世紀下半葉，冷戰把世界分裂成兩個陣營，柏林圍牆就是這兩個陣營之間巨大隔閡最具體的象徵，這不只是物質上的牆，更是一座意識形態的牆。可以說柏林圍牆隔開的不是一座城市、一個國家，而是將整個世界一分為二。因此，美國總統甘迺迪才會在演說中以「我是柏林人！」（Ich bin ein Berliner!）表達「我是自由的人（free man）」，「我是柏林人」一語也才如此振奮人心；同時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1989年圍牆倒塌（Mauerfall）的瞬間才會受到全世界矚目，因為這象徵了冷戰的結束、迎向新時代的開端。
今天的文章介紹了5位形塑了20世紀的德國領導人。其中，你對誰的事蹟印象最深刻？如果你是東德領導人，為了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也會像烏布利希一樣以建造圍牆的方式，隔開西方自由世界嗎？而在牆的另一邊，西德的幾位領導人中，你最喜歡誰的執政風格？是一肩挑起重建國家大任的阿登納、懷抱理想主義情懷的布蘭特、還是像多數德國人一樣欣賞務實冷靜的施密特？你覺得今天的世界又需要哪種國家領導人呢？我們期待能在留言區聽到你的看法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