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變20世紀的5位德國領導人

已更新:7月20日


過去的文章中我們曾經分別介紹5位說德文的女士男士,他們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書寫了歷史。在刊出後,也有讀者提及「那希特勒呢?」確實,帝國元首希特勒的所作所為,也留給後世巨大的影響,儘管那是深沈的傷痛、怨懟與遺恨。

那你知道,除了希特勒以外,還有誰曾經在20世紀領導德國嗎?這些掌舵者們各自又做了哪些歷史性的決定,使德國成為現今的模樣?在今天的文章中,我們將介紹「5位改變20世紀的德國領導人」,並藉此一起來簡單認識,德國如何經歷20世紀這百年來的起伏!

第三帝國元首:希特勒(Adolf Hitler)

1933~1945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,戰敗的德國被戰勝國(尤其是法國)要求鉅額賠償,並且限制軍事發展,這樣報復性的處置,使德國陷入惡性通膨,經濟衰退導致社會動盪不安、排外氣氛滋長,希特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,以「強人」的姿態崛起。1933年,希特勒上位,使德國邁入一黨專政的「納粹德國」(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land)時期,又稱「第三帝國」(Drittes Reich)。

如眾人所知,種族主義是納粹德國施政的核心,在納粹德國,雅利安人是最高等的人種,猶太人則受到迫害並遭屠殺。除了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、鼓吹法西斯軍國主義外,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「第二次世界大戰」,也是因希特勒入侵波蘭而起,這場戰爭最終直接或間接奪走7000萬人性命(當時全球人口介於20~30億間)。

希特勒對德國與世界造成的影響,難以三言兩語帶過。對這段歷史的反省幾乎主導20世紀下半葉德國學界、政界、藝術界的討論,許多哲學層次的辯論、反思(如「我們是誰?」「德意志民族基本價值有問題嗎?」),其實皆圍繞「該如何理解、面對法西斯主義的過去?」。而對一般人來說,納粹罪行的直接影響是戰後一代背負沈重的歷史罪惡感,因此「不太敢愛國」(恐怕很少聽到德國人說:我以身為德國人為傲!除了國家隊踢贏足球時),但這個情況也使得再下一代的德國人面臨身份認同的問題。

儘管納粹帶來的歷史傷痕在許多人半世紀來的努力下緩慢地結痂,這段過去仍然持續影響德國,不論是法西斯主義藉著「新納粹」(Neo-Nazi)借屍還魂,或者是依然極度抗拒「對祖國自豪」的德國人。德國街道上常見的「Stolpersteine」(紀念猶太人的絆腳石)沈默地卻堅定地提醒著每個踏在德意志土地上的人:無論如何,毋忘歷史教訓。

第一位西德總理:艾德諾(Konrad Adenauer)

1949~1963

艾德諾是戰敗以後第一位西德總理,一肩挑起治國大任,帶領德國從瓦礫堆中重新崛起。他貫徹「融入西方」的外交政策,成功使西德在戰後成為「西方」的一員。

艾德諾是一位相當剛直、有主見的強勢領導人,由於他堅持與西方親善,儘管在二戰與英、美、法兵戎相見,西德卻能在戰後獲得這些國家的信任,在冷戰期間整合到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安全體系中。比如,德國除了1954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(NATO)這個軍事同盟(因此在冷戰期間受到美國軍事上的保護),更與(曾經的宿敵)法國和解,一同促成「歐洲煤鋼共同體」的成立,使西歐諸國走向整合的道路,更奠定日後歐盟(EU)的成立基礎。 這些重大的歷史時刻,都歸功於艾德諾的外交策略。

不過,凡事一體兩面,艾德諾與西方親善的策略,也使西德與東歐共產集團越發對立,使東西德的分裂更加嚴重。後世評價一般仍肯定艾德諾的領導,因為他的擘劃,使戰敗的德國有機會在西方國家的庇護與援助下重新站起來。


為納粹暴行下跪道歉的總理:布蘭德(Willi Brandt)

1969~1974

1969年,西德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,布蘭德(Willi Brandt)成為第一位社民黨籍(SPD)德國總理。1960年代的歐美,充滿自由與激情,鼓吹多元、理想主義、左翼思潮風起雲湧,在這樣的歷史布幕下,左翼政治人物布蘭德改變了過去「親西方」的外交政策,展開對共產主義陣營友善的「東向政策」(Ostpolitik) ,與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建立正常化的關係

過去親西方的艾德諾對鐵幕的另一方不免帶有敵意,但是布蘭德卻不然。布蘭德正視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對東歐帶來的傷害,並試圖尋求對話與和解。這樣的善意與自省在1970年凝聚成一幅經典的畫面——布蘭德在拜訪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突然雙膝落地,跪了下來,為在納粹德國期間受迫害者默哀。布蘭德在事後回憶:「一瞬間我感到,僅僅獻上花圈是不夠的。」(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,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nicht.)

這著名的「華沙之跪」(Kneifall von Warschau)在當時說是「驚天動地」也不為過,因為布蘭德「西德總理」的身份,這一跪可謂象徵了一整個民族的懺悔與歉意,同年,布蘭德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。也正是在這個時期,隨著納粹暴行開始受到國際法的審判,原本忙於戰後重建的德國社會,漸漸邁入「反省歷史」的下一個歷史階段。


最受德國人推崇的總理:施密特(Helmut Schmidt)

1974~1982

在2021年的民調中,社民黨籍(SPD)總理施密特獲選為「歷任最佳德國總理」,這位總理被譽為「危機中的總理」(Kanzler der Krise),他的執政形象更被視為「典型老派政治人物」,令人信賴。施密特之所以如此受德國人推崇,與他執政的年代息息相關。1970年代是充滿不安與挑戰的年代——經濟上出現石油危機、國內出現了被定義為恐怖份子的極左組織「紅軍派」(Rote Armee Fraktion,RAF)、外交方面也因為冷戰進入低盪(Détente,美蘇關係緩和)進入了與過往截然不同的國際態勢。

施密特是如何帶領德國度過一個又一個危機?答案是絕對的務實與果斷的決策。施密特或許不是前任總理布蘭德那種胸懷崇高道德理想的政治家,但就實際層面考量他絕對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——施密特的執政不受既有意識形態或道德理念的束縛(不為了左派而左派),而是以「解決眼前問題」為第一要務,因此施密特就像一位專門的國家級危機處理者,理性地為德國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,並且在經濟上繳出漂亮的成績單。

儘管這種「不講立場」、「絕對理性」、「現實主義」的施政風格在黨內外都招致批評,但是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,且其與法國合作的貨幣政策也為日後統一歐元區奠定重要基礎。或許對許多德國人而言,好總理要有遠見,但也絕不能只有理想與信念,因此務實的施密特才如此受到懷念。



下令蓋柏林圍牆的東德領導人:烏布利希(Walter Ulbricht)

1950~1971

前3位領導人都是兩德時期西德的總理,東德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雖不如西德關鍵,但是東德第一位領導人烏布利希,也對日後德國造成巨大的影響——他就是下令建造圍牆的那個男人。

1961年8月12日的柏林,一切仍運作如常。柏林人在城內來來去去,東西之間暢行無阻。然而,翌日早晨,一切都變了。8月13日,東德政府以築牆的方式,將城市東西徹底相隔,儘管在這之前2個月,烏布利希才信誓旦旦對媒體說:「……沒有人打算蓋一座牆!」(Niemand hat die Absicht, eine Mauer zu errichten )。從那天起,這座牆屹立了超過28年,即人們耳熟能詳的「柏林圍牆」。

20世紀下半葉,冷戰把世界分裂成兩個陣營,柏林圍牆就是這兩個陣營之間巨大隔閡最具體的象徵,這不只是物質上的牆,更是一座意識形態的牆。可以說柏林圍牆隔開的不是一座城市、一個國家,而是將整個世界一分為二。因此,美國總統甘迺迪才會在演說中以「我是柏林人!」(Ich bin ein Berliner!)表達「我是自由的人(free man)」,「我是柏林人」一語也才如此振奮人心;同時,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,1989年圍牆倒塌(Mauerfall)的瞬間才會受到全世界矚目,因為這象徵了冷戰的結束、迎向新時代的開端。


今天的文章介紹了5位形塑了20世紀的德國領導人。其中,你對誰的事蹟印象最深刻?如果你是東德領導人,為了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,也會像烏布利希一樣以建造圍牆的方式,隔開西方自由世界嗎?而在牆的另一邊,西德的幾位領導人中,你最喜歡誰的執政風格?是一肩挑起重建國家大任的阿登納、懷抱理想主義情懷的布蘭特、還是像多數德國人一樣欣賞務實冷靜的施密特?你覺得今天的世界又需要哪種國家領導人呢?我們期待能在留言區聽到你的看法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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